金栋按：有人认为中医理论体系的推演工具阴阳五行说源于《易经》、医源于《易》、中医是《易经》之分支等等，果真如此吗？
今本《易经》（《周易古经》）乃占筮典籍，即本占筮而寓哲理，还有商周军事、政治、经济等史料及社会生活如渔猎、牧畜、商旅、婚嫁、农耕、工艺等。
《易经》全书六十四卦，即卦形（卦画）64个、卦名64个、卦辞64条、爻辞384条、用九1条、用六1条，除了卦形之外，文字共450辞（辞，乃长短不等的一段话，或有几个字），经文共4940个字。
《易经》全书既无“阴阳”连用之辞，又无“五行”连用之语，怎么会说源于《易经》呢？
《易经》不讲阴阳五行，是《易传》作者以阴阳说阐释发挥、附会推演《易经》之旨。是《易传》讲阴阳，但不讲五行。五行与易结缘，始于汉代易学（汉易）——西汉宣元时期京房《京氏易传》。
而“阴阳”“五行”合流，特别是五行生克之说，见西汉景武时期大儒董仲舒《春秋繁露》，《汉书·五行志》说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如何推阴阳？以五行推阴阳。如
《春秋繁露·五行之义》说：“天有五行，一曰木，二曰火，三曰土，四曰金，五曰水。木，五行之始也；水，五行之终也；土，五行之中也。此其天次之序也。木居左，金居右，火居前，水居后，土居中央……木居东方而主春气，火居南方而主夏气，金居西方而主秋气，水居北方而主冬气……土居中央［而主季夏气］，为之天润。”
《春秋繁露·五行相生》说：“天地之气周易阴阳五行理论知识大全，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周易阴阳五行理论知识大全，列为五行。行者行也，其行不同，故谓之五行。五行者……比相生而间相胜也。”
董氏“比相生而间相胜”又是何意？
所谓“比相生”，是指五行依次相生，即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而“间相胜”，是指按五行木、火、土、金、水之次序中间间隔一个，即木胜土、土胜水、水胜火、火胜金、金胜木。
这个概括是董仲舒提出的，是对五行说的重大贡献。所以
顾颉刚《古史辨自序·下册》说：“五行相生说，始见于董仲舒书。”而其对后世影响之大，其自己恐亦始料未及。如
梁启超《梁启超论中国文化史》说：“两汉所谓今文家经学，其能脱阴阳五行臭味者，什无二三，大率自仲舒启之……汉儒阴阳五行之学，开于仲舒而成于向、歆父子。”
《博物志》说：“自古帝王五运之次有二说，邹衍以五行相胜为义，刘向则以相生为义。汉魏共尊刘说。”（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即
西汉末大儒刘向、刘歆父子俩用五行相生说（按：邹衍五德终始说，是以五行相胜说推演历代帝王递变。相胜之原则，暗示朝代帝王更替是通过战争征伐，非禅让之举）附会当朝政治推演，发明了“汉为火德”（禅让）说，目的是为王莽篡权制造舆论——理论上的依据，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于此不赘。
溯其源，近代著名学者钱穆认为，“是承《吕览》《淮南》而来的”，说：“其实五行相生，是上举‘五行相次转用事’的说法。他们本只说时月政令，并不是说五德递王；用五行相生来搭配上五德递王的，在董仲舒的《春秋繁露》里有过，以前有否不可考。《春秋繁露》第五十八为《五行相胜》，第五十九即为《五行相生》。《五行相生篇》里说：东方木，南方火，中央土，西方金，北方水，天地之气，判为四时，列为五行，这些话是承《吕览》《淮南》而来的，便是‘五行相次转用事’的说法。……五行相生说自《吕览》《淮南》五方色帝而来。”（《古史辨自序下册·附钱穆：评顾颉刚〈五德终始说的政治和历史〉》）虽如此，而“《吕氏春秋》的月令与《礼记·月令》无大差别，但其中不见相生说明文。《淮南子》中已明确相生次序，但仍可能晚于董仲舒。”（赵洪钧《内经时代》）
受董氏影响，汉代医者、方士医或儒生等将“五行相生”说，引入至人体进行生理功能与病理变化的比附推演，即肝心脾肺肾以配木火土金水。读读《内经》便可知矣！读《内经》则会发现，阴阳五行说是《内经》核心理论体系推演之工具，传统观点认为，《内经》成书于战国西汉时期，而五行相生说成为系统理论体系始自西汉大儒董仲舒，以逻辑推理，《内经》自然受其影响，其成书应在此后而非在此前，这怎么会成书于战国西汉前？！
要之，《易经》不讲阴阳五行，是《易传》作者以阴阳说阐释发挥、附会推演《易经》之旨。是《易传》讲阴阳，但不讲五行。五行与易结缘，始于汉代易学（汉易）——西汉宣元时期京房《京氏易传》。而“阴阳”“五行”合流，特别是五行生克之说，见西汉景武时期大儒董仲舒《春秋繁露》，汉代编纂成书的中医经典《黄帝内经》（《黄帝素问》+《灵枢经》）之理论体系深受其影响。中医不是《易经》之分支，医非源于《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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