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在华州

辛亥革命是由孙中山和同盟会领导发动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它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华州很早就有人跟随孙中山、同盟会，在华州大地上撒下了革命的种子。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中国同盟会成立。华州龙潭村（在今莲花寺镇）人杨叔吉（即杨鹤庆）于次年就在三原宏道学堂加入了同盟会。光绪三十四年（1908），杨叔吉赴日本留学，又接受同盟会领导人黄兴、宋教仁等的建议，再次履行了入同盟会手续。他是陕西早期同盟会员中的积极分子，与其长兄、咸林中学创办人杨松轩情谊甚笃，在杨叔吉加入同盟会后，杨松轩也接受了同盟会革命思想。据有关专家分析，杨松轩可能于宣统二年（1910）前后，经革命党人郭希仁介绍加入了同盟会。咸林中学另一创办人顾熠山此前在三原宏道学堂学习，也深受同盟会的革命思想影响。杨松轩、顾熠山在华州从事教育工作期间，积极开展进步活动，宣传革命思想，组织学生阅读同盟会的《民报》《新生丛报》等报刊。杨松轩在任州立高等小学堂校长期间，还聘请同盟会员樊毓秀（字灵山、耀州人）到校任教，以教书为掩护，从事革命活动。华州薛家村人薛骏（字麟伯），也在日本留学时加入同盟会，回国后，任华州劝学所（教育行政机关）负责人。他利用职务之便，在华州教育界中宣传民主共和思想。宣统元年（1909）三月，华州知州褚成昌在州衙仪门外开讲坛，邀请革命党人王铭丹（字敬如，临潼人）宣讲西方民主制度和思想，虽没有明讲推翻封建专制统治，但却有弦外之音在其中。宣统二年（1910）六月，华州设师范讲习所，同盟会陕西分会会长郭希仁（临潼人）路过华州，顾熠山、薛骏等人邀请他为学员讲话。郭希仁在讲话中痛斥清政府受贿卖法，骄奢淫逸的罪行，听者无不动容。辛亥革命爆发前，华州的许多青年知识分子接受了民主共和、推翻专制统治的革命思想，在不久后爆发的辛亥革命中，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著名爱国教育家，咸林中学创始人杨松轩先生

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1911年10月10日），革命党人在武昌发动起义，辛亥革命爆发。九月初一（10月22日），陕西的革命党人依靠新军和会党的力量，在西安起义，很快占领西安，并成立“秦陇复汉军政府”（下简称陕西军政府）。西安起义的消息很快传到华州，以哥老会为主的华州会党立即在西关温家巷北门外的杜家坟聚会，密谋起义。会党是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民间秘密团体，积极参加推翻满清统治的斗争。九月初六（10月27日）晚，华州会党数百人发动起义，冲入州城，闯进州衙，打开监狱，释放囚犯，直抵州署大堂，逼知州杨宜瀚交出印绶，一举推翻了清朝在华州的统治。杨宜瀚，字吟海，四川人，本年才来华州，此前曾任兴平知县、商州知州，其实他是一个不错的官员，喜好新学，曾延聘青年知识分子于右任当家庭教师，于右任称赞他“勤政爱民，提倡新学，政声甚佳。”杨宜瀚到华州，积极支持杨松轩办新学，与杨松轩的私人关系也很好。但他“忠君报国”思想浓厚，痛骂起义的会党，并激昂地说：“战无械，守无兵，我不能面对华州百姓，只有一死而已！”会众将他带到甘露寺（在今莲花寺镇龙潭村）。3天后，杨宜瀚自缢身亡。

会党华州起义，对革命建了功勋。但会党由破产农民及无业游民组成，具有浓厚的封建意识和较强的破坏性，只是坚决反清，并无明确的政治目标。因此，他们占了华州城后，出现了一些越轨行为。起义当晚，他们就焚烧了州署大堂，一时火光冲天，加上谣言四起，城郊百姓大为惊慌，人们纷纷逃往南山躲避。还有部分会众视新学为“洋学”，拥入杨松轩等创办的教育会小学（咸林中学前身），砸门窗，毁桌凳，抢掠公私财物，还要杀害杨松轩，杨松轩因不在学校而幸免于难。会众们还在州衙、州城抢劫，曾任差役的张兴抢得许多财物回家，于途中被气愤的民众格杀。困座州城的会党无粮无饷，就扬言要出城抢掠。为了维持社会正常秩序，华州士绅乔裕亭与杨松轩等人出面会商，公推城东西寨的高维昌（西安讲武堂肄业）冒险入城。高维昌入城后，向会党晓以大义，望其纳入正轨，会众表示愿听高维昌指挥。华州士绅还向陕西军政府呈文辛亥革命思想，说“华州抢夺者为土匪，守城者为民团”，使会党可以因不受惩罚而安心。士绅们还筹钱，向起义会党每天发制钱二万缗，作为军需和粮饷，断绝他们抢劫的借口。士绅们还与会党共同成立了华州保卫公所，推袁祯(字佐卿)、顾熠山、赵舜臣等人主持保卫公所事务，维持社会治安，并向全州四乡发安民告示，安定人心。华州起义会党不久被陕西军政府改编为秦陇复汉军二标一营，高维昌任管带（营长）。他们参加了反击清军的东路与西路战役，高维昌于次年正月初六牺牲于咸阳。

西安起义胜利以后，数日之内，全省有五六十州县高举义旗，相继光复。清朝政府大为震惊，遂派大军从河南、甘肃两路合击，妄想一举扑灭陕西革命。陕西军政府为了粉碎清军的镇压图谋，在东、西两个战场进行了激烈的战斗。东路主要是潼关攻守战，华州毗邻战场，受到很大影响。九月十二日，潼关光复，但两天后又被河南的清军夺去。陕西军政府深知潼关防务的重要，遂任张钫（字伯英）为东路征讨大都督，领革命军攻打潼关。九月十八日（11月8日），革命军到达华州。张钫在华州筹备作战计划，设立兵站，并任华州庙前（在今瓜坡镇）人袁祯为自己的书记官。次日继续东进，于九月二十一日收复潼关，并乘胜追击，进抵河南灵宝等地。清政府急调赵倜的毅军反攻，革命军兵力不支，十月二十日退出潼关，十月二十一日（12月11日）张钫率军退至华州。陕西军政府大统领张凤翙得知潼关失守的消息，带卫队急行军，于二十二日夜半赶到华州，与张钫一起收容残部，调集援兵，重新整顿部署，于二十六日于华阴城东门誓师，再向潼关进军，并于十一月初一（12月20日），再次收复潼关。清政府急调精锐的北洋军王占元部、周符麟部会同赵倜部大举反扑，十二月初二潼关再次易手。十二月初三（1912年1月21日）张钫退至华州，次日，从石头峪（又名石堤峪，在杏林镇）进入洛南县境内。

陕西军政府闻讯后大为震惊。当时革命军大都在关中西部与关中东部抵御清军，西安兵力空虚。潼关失守，东路军失败，敌人如乘胜西进，将无险可守，无兵可战。陕西军政府仓促之下辛亥革命思想，急令临潼、渭南、华州、华阴等各州县民团沿南山和渭河沿岸择要分扎，多张旗帜，设鼓号，以为疑兵，并在赤水等地挖长沟作防御工事。华州当时并无民团，杨松轩、顾熠山等人就率教育会小学及州立小学的学生及一些群众，在南山各峪口插旗擂鼓，布设疑阵，使敌军莫测虚实，不敢贸然进军。陕西军政府又急调部分西路革命军东开，由军政府兵马副都督吴世昌指挥东路战事。在援军未集结完毕前，吴世昌率一营卫队先期冒着大雪赶到华州组织防守。探得敌军并未西进，而各路援军陆续到达，吴世昌就于十二月十一日（1912年1月29日）前进到华阴，留东路筹饷大使郭希仁在华州筹集饷银。吴世昌离开西安时，仅带银数千两，在华州的几天已经用尽，向华阴开拔还需带银2000两。郭希仁就委托杨松轩等到处张罗，仅凑得1500两。吴世昌离开华州后，郭希仁还要面对大军云集的巨额饷银需求。他就延请杨松轩、顾熠山、张定九、乔裕亭等人为财政局绅，协助筹款。他们向华州富绅劝借，并召各盐店预交加价。另外还请赵舜臣、史友生等人分赴渭南、蒲城、富平、韩城、合阳等县，催提地丁公款。郭希仁还严催各州县接济粮饷。十几天内，共筹银五六万两，保证了东路革命军的使用。

旧拓本于右任丹书《杨松轩先生墓表》局部

此时，全国的政治形势发生重大变化。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2月12日，清帝下诏“退位”，陕西的战事也接近尾声。2月18日（正月初一），陕西革命军与占领潼关的北洋军等议和，北洋军等撤出潼关，东路战事结束，华州也归于平定，并从此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