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对八字命理学与四柱命理信仰之完善

命理学与道教在历史上有着千丝万缕之关联：创立“子平术”的徐子平是一位隐士，曾向道教人物陈抟、麻衣道人求教；道教“五术”：山、医、命、相、卜就包括命术；许多江湖算命术士都以道士自居。但实际上，道教对命理学影响最大的则是提出了两种改善命运的方法:积德行善、巫术禳解。这两种改善命运的方法填补了命理学的“缺憾”，极大迎合了民众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心理。

（一）道教的星命术与命理学

道教中也有推算禄命的术数，但是与命理学差别很大：道教星命术推算禄命是以人出生时天上星宿位置所构成的“神煞”为依据，而每个星宿背后都有主管的神祇。因此，在道教的星命术中，吉凶祸福不但可以推算，也是可以通过禳解与主管星宿的神祇沟通，从而达到趋吉避凶的目的。

道教的星命术与“不语怪力乱神”的书房派命理学相去甚远，但是在江湖派算命术士的手里，星命术与命理学往往混杂在一起。此外，道教的星命术不但可以推算祸福，还有一整套趋吉避凶的禳解巫术，这对信奉实用主义的民众是有莫大吸引力的。因此，命理学在民众生活中往往是与道教的星命术混杂在一起。这样的好处就是，人们不仅通过算命来知道贵贱夭寿，还能通过禳解趋吉避凶获得心理上的安慰。

星命术与命理学在民众生活中的混杂，兴起于明代，这在许多反映当时市井生活的小说中都有反映，例如《金瓶梅》第十二回刘瞎子为潘金莲算命中就有详细描述：妇人说与他八字，贼瞎用手捏了捏，说道娘子庚辰年，庚寅月，乙亥日，己丑时，初八日立春，已交正月算命。依子平正论，娘子这八字，虽故清奇，一生不得夫星济，子上有些妨碍。乙木生在正月间，亦做身旺论，不克当自焚。又两重庚金，羊刃大重，夫星难为，克过两个才好。”妇人道：“已克过了。”戏瞎子道娘子这命中休怪小人说，子平虽取煞印格，只吃了亥中有癸水，丑中又有癸水，水太多了，冲动了只一重己土，官杀混杂。论来，男子煞重掌威权，女子煞重必刑夫，所以主为人聪明机变，得人之宠。只有一件，今岁流年甲辰，岁运并临，灾殃立至。命中又犯小耗勾绞，两位星辰打搅，虽不能伤，却主有比较不和，小人嘴舌，常沾些啾唧不宁之状。”妇人听了，说道累先生仔细用心，与我回背回背。我这里一两银子相谢先生，买一盏茶吃。奴不求别的，只愿得小人离退，夫主爱敬便了。”一面转入房内，拔了两件首饰递与賊瞎。贼瞎收入袖中，说道既要小人回背，用柳木一块，刻两个男女人形，书著娘子与夫主生辰八字，用七七四十九根红线扎在一处。上用红纱一片，蒙在男子眼中，用艾塞其心，用针钉其手，下用胶粘其足，暗暗埋在睡的枕头内。有朱砂书符一道烧灰，暗暗撹茶内。若得夫主吃了茶，到晚夕睡了枕头，不过三日，自然有验。”

《金瓶梅》中刘瞎子为潘金莲算命充分反映出星命术与命理学之混杂：刘瞎子用子平术定潘金莲之格局，而其所说的“小耗勾绞，两位星辰打搅”则是星命学的术语。当刘瞎子说到流年不和，潘金莲连忙许诺给他一两银子，让其“回背”。刘瞎子在接了潘金莲的酬谢后，教授其“回背”术，并允诺为其写符咒，这又是星命术中的禳解之术。星命学、命理学的混杂在《金瓶梅》中有多处描述，如第二十九回吴神仙为西门庆、李瓶儿等用子平术算命，在第七十九回吴神仙又为西门庆演禽星；第六十二回潘道士为病危的李瓶儿祭本命星坛等。

通过《金瓶梅》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虽然作为知识精英的儒士一直在努力去除命理学中的“怪力乱神”，但对于基层民众来讲，反而是命理学与星命术之混杂最受欢迎。因为二者之混合不但可以推算吉凶祸福，还能够为实用主义取向的民众提供禳解之术。

（二）道教的“善恶报应”理念

宿命论作为命理信仰的理论基础在中国人的思想中根深蒂固，但中国人也相信善恶报应。早在周代就有“天命靡常、惟德是辅”的社会思想；《周易》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古代中国素朴的善恶报应观念被道教所吸收，并与“神鬼”联系在一起：天上的神鬼监察人间的善恶，并负责赏善罚恶。在魏晋时期，善恶报应是与成仙得道密切相关的，葛洪在《抱朴子内外篇》中将行善列为成仙的必经步骤：或问曰：“为道者当先立功德周易命理学基本常识，审然否？”抱朴子答曰有之。按《玉钤经》中篇云，立功为上，除过次之。为道者以救人危使免祸，护人疾病，令不枉死，为上功也。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行恶事大者，司命夺纪，小过夺算，随所犯轻重，故所夺有多少也。凡人之受命得寿，自有本数，数本多者，则纪算难尽而迟死，若所禀本少，而所犯者多，则纪算速尽而早死。又云，人欲地仙，当立三百善；欲天仙，立千二百善。若有千一百九十九善，而忽复中行一恶，则尽失前善，乃当复更起善数耳。故善不在大，恶不在小也。虽不作恶事，而口及所行之事，及责求布施之报，便复失此一事之善，但不尽失耳。又云，积善事未满，虽服仙药，亦无益也。若不服仙药，并行好事，虽未便得仙，亦可无卒死之祸矣。吾更疑彭祖之辈，善功未足，故不能升天耳。”

葛洪认为，如果做了恶事，司命之神就会削减人的寿命；而修德性、做善事是求长生的必要条件，想成为地仙需要做三百件善事，要成为天仙需要做一千二百件善事。如果善事做不满，只通过服仙药是不能成仙的。在魏晋南北朝时代，求仙慕道是当时流行的“思潮”，葛洪将善恶报应与长生结合起来，也就不足为怪了。

魏晋时期成仙得道是“显学”，而到了唐宋时期人们更注重现世的利益，于是善恶报应又与现世的功名利禄联系起来。在这一转变过程中，面相、禄命术等术数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江湖术士通过算命、相面等术数使得人们接受宿命论，同时又拋出“善恶报应”理论来告诉人们如何改善命运。可以说，术数为唐宋时期的善恶报应提供了“实证基础”，使得求测者产生敬畏感，进而遵守道德规范。

善恶报应与术数在思想上的“互补”，在唐宋时期口耳相传的故事中屡见不鲜。《太平广记》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唐范明府者，忘其名，颇晓术数。选授江南一县宰，自课其命云：“来年秋，禄寿俱尽。”将出京，又访于日者，日者曰子来年七月数尽，胡为远官哉？”范曰某固知之，一女未嫁，利薄俸以资遣耳。”及之任，买得一婢子，因诘其姓氏，婢子曰“姓张，父尝为某堰官，兵寇之乱，略卖至此。”范惊起，问其父名，乃仿昔之交契也。谓其妻曰某女不忧不嫁，悉以女妆奁，择邑客谨善者配之。”秩满归京，日者大骇曰广子前何相紿之甚！算子禄寿俱尽，今乃无恙，非甲子差繆，即当有阴德为报耳！”范曰：“俱无之。”日者诘问不已，范以嫁女仆事告之。日者曰：“此即是矣。子之福寿，未可量也。”后历官数任而终。

唐代的范明府是一个精通术数的人，被选拔成为江南的县宰，他自己为自己算命说：明年秋天禄命就到尽头了。后来在要离京的时候，又找到了一个日者（术士）算命，日者告诉他明年七月寿命就到头了，劝他不要去远方做官。范明府说自己还有一个女儿未出嫁，当官赚些俸禄正好用作女儿的嫁妆。在他上任后，买到了一个婢女，细细一追问才知道，婢女是故知的女儿。于是，范明府对妻子说我们的女儿不担心嫁不出去，就把嫁妆给故知的女儿，让她出嫁吧。”范明府任职十年期满回到京城，日者见到他大吃一惊周易命理学基本常识，说道我算你的寿命已经尽了，到现在依然无恙，莫非你做了积德的事情？”范明府说并没有，日者不停追问，范明府将嫁女仆的事情告诉了他。日者说这就是了，你的福寿不可限量。”后来，范明府做了好几任官才去世。

《太平广记》中范明府的故事充分说明唐代道教教义已经开始与命理学的宿命论互相借鉴。命理学告诉人们，富贵夭寿是有定数的，而当命理学不验时，术士就归因于“阴德”。那些做了善事的人、积了阴德的人，就能够改善自身的命运。

到了宋代，道教善恶报应的教义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善的体系，并通过“劝善书”的形式在民间广为流传。在宋代比较流行的《太上感应篇》说道：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其有曾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语善、视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语恶、视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胡不勉而行之？

道教的善恶报应思想通过劝善书等形式传播于社会，使得人们不但相信命运之存在，也相信能通过身体力行道德规范达到改善命运的目的。北宋吴处厚所著的《青箱杂记》记载了两首道诗：冯瀛王道诗虽浅近而多谙理……今并录之，诗曰穷达皆由命，何劳发叹声。但知行好事，莫要问前程。冬去水须浅，春来草自生。请君观此理，天道甚分明。”又偶作云：“莫为危时便怆神，前程往往有期因。须知海岳归明主，未省乾坤陷吉人。道德几时曾去世，舟车何处不通津。但教方寸无诱恶，稂虎丛中也立身。”

这两首道诗说明，在宋代“穷达皆由命”与“但行好事”的观念已同时深人人心。可见，道教的善恶报应思想为贯彻宿命论的命理学注人了道德的规范。试想，如果没有善恶报应的思想，命理学所宣扬的宿命论与功利主义很容易让人们为现实之利益毫无顾忌、无恶不作。正因为人们相信“举头三尺有神明”；相信“人间私语，天闻若雷;暗室亏心，神目如电”，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命理信仰才未走向彻底的“无神论”，进而让人们产生对“天命”的敬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