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汉明教授是我国当代著名易学史家和中国哲学史家。他在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易哲学、道家与道教哲学、中国古代自然哲学等多种学术领域，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成就。以下是小编整理的中国哲学史的相关论文的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中国哲学史的相关论文篇一

摘要：萧汉明教授是我国当代著名易学史家和中国哲学史家。他在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易哲学、道家与道教哲学、中国古代自然哲学等多种学术领域，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成就。其为学的致思取向是从古代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出发，融入对哲学原理的思考，促进传统哲学现代化，指出并论证了辩证综合哲学是当代中西方哲学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萧汉明;易学;道家道教;自然哲学;哲学方法论

萧汉明先生，1940年10月生，湖北孝感人。196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本科，1979年考入武汉大学中国哲学专业研究生，师从著名的中国哲学史家萧萐父、李德永、唐明邦三位先生。1982年毕业，获武汉大学哲学硕士学位。留校后从事中国哲学教学与科研20多年，先后被评为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95年出任中国周易学会副会长，1999年受聘为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兼职教授。2006年2月退休。20多年间，他先后出版了《船山易学研究》、《阴阳大化与人生》、《周易参同契研究》、《易学与中国传统医学》、《周易本义导读》、《道家与长江文化》、《传统哲学的魅力》等个人专著7部，与师友合编《周易纵横录》、《医易会通精义》等文集4部，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在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易哲学、道家与道教哲学、中国古代自然哲学等多种学术领域，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成就，深化并丰富了萧萐父、李德永、唐明邦等老一辈专家开创的珞珈中国哲学学科的思想内容。

萧汉明先生治学的特点是从中国哲学史人手，他非常注重对中国哲学史文献、中国哲学原著的研读，他的大多数学术论文都带有强烈的“史”的性质，这种性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梳理某种中国哲学史的宏观线索，二是对中国哲学史上某一特定问题作出具体的史的考辨，两者往往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其治学的总目标，是尽力从中国传统文化的领域中，发掘出有益于当代中国哲学发展的思维方式和思维方法，并从中汲取有益于改善现代人类生存方式的传统精髓，推动传统哲学的现代化。

一、易学研究

萧汉明先生首先是作为一个易学史家称名于世的。20世纪80年代初，他与师友一道主办了建国以来第一次全国性周易研讨会，推动了易学研究的复苏，而奠定他在易学界之地位的乃是他的第一部学术专著《船山易学研究》(华夏出版社1987年)，这部书也是易学界第一部有关船山易学思想的综合研究专著，勾勒出了船山易学思想的体系，而整部著作的一个核心线索乃是发掘船山的辩证法思想，并指出其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

萧汉明先生指出，“乾坤并建统宗全《易》，是王夫之易学的出发点与归宿。……在王夫之看来，研究《周易》之道周易与中医的关系论文，如果不能把握乾坤并建为《周易》之统宗，那就有堕入释老以虚无为本的泥沆”。如果从进一步深入的内部理论结构来看，乾坤并建的理论依据在于阴阳矛盾的普遍性，意即物质基本结构中的两种相对立的成分阴阳二气必相倚不离而不孤行于天地之间。由于阴阳二气有两种不同的存在状况，而使得太极也有两种存在状况：阴阳二气浑沦未分，纲绵不已，乃太极“未有形器之先”的存在状况;阴阳既分，成象成形，化生不息，乃太极“既有形器之后”的存在状况。这两种存在状况在逻辑上又是一体一用，前者为体，后者为用，两者相须而有，都是“和之至”的“太和”状态。时空上无限的宇宙物质之运动不息，现象世界之变化多端，正是由于太极内部的这两种自我运动的蓬勃展开而造成的，即宇宙“万有”是从絪緼组太和中扩展开来的，在“絪緼而化生”的过程中，阴阳矛盾关系得以全面展开。萧汉明先生指出，船山的这种易学思想所阐述的是一种朴素辩证法的体系结构，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代辩证法的理论宝库。萧汉明先生以一种历史主义的态度给出了很高的评价。该书问世后，在海内外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以船山易学研究为起点和基础，萧汉明先生在以后的20多年里，在易学上进一步开辟了其它论域，并取得了突出的成果，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关于《周易》经传问题的研究。萧汉明先生从一开始就十分重视易学中的哲学问题，这从他对船山易学的研究中就可以看出。随后他进入了《周易》经传的专门研究，同样，他最为看重的还是《周易》的哲学思想问题。但他又与其他许多人只引用《周易》辞句而不管卦爻象数来发挥各自的义理思想的做法不一样，他注重的是结合象数来看义理。当然，这个象数与象数派愈讲愈繁复的象数不一样，这个象数其实是超义理与象数派别的，或者说在两个派别中都会使用的一些最基本的象数，如爻位、爻性、爻与爻之间的承乘比应之关系等等。哪怕是被认为反对汉易象数之学的王弼也并非不用基本象数。萧汉明先生所要考察的就是这基本象数与《周易》思想之关系问题。比如，萧汉明先生曾经在《论(周易)的哲学思想与爻性爻位的关系》(《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5期)一文中颇为详尽地考证了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他考察了《周易》经传中“小大”、“柔刚”、“阴阳”等字词术语与爻性的关系，考察r“中”、“过”、“不及”等字词术语与爻位的关系，并指出《周易》经传的这些范畴的演变与先秦哲学思想如阴阳思想、中庸思想等的发展脉络是相吻合的。

在《易经》卦爻辞的研究上。萧汉明先生很重视解卦，他多是结合出土《易经》的文字材料来解卦的，而且非常注重以历史主义的眼光评估卦爻辞的历史意义与思想意义。关于他解卦的成果与理路，可以从他对讼、师、豫、蛊、咸、萃、艮、丰八个卦的完整阐发看出端倪来(发表于《周易研究》、《儒家文化研究》以及相关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上)。萧汉明先生在解卦方法上最注重的是“卦境”问题，即从某种主题出发来解通一整个卦。此外，他还注重卦爻辞的史料价值。

对于《易传》的研究，萧汉明先生着重讨沦过《杂卦传》、《系辞传》以及《易传》的学派属性问题。例如，在《(杂卦)论》(《周易研究》1988年第2期)一文中，他承船山说论述了“杂卦不杂”的结构排列规律是“以综为主，不可综而后从错”;对《杂卦》末八卦错简之排列提出了与苏轼、蔡渊等古代学者不同的一种排法，即以大过颐渐归妹既济未济娠央为序;最后他论证了《杂卦》当在《彖传》之前《说卦》之后，成篇之上下限在春秋末期与战国中期。对《系辞传》的研究着重体现在他对该传所作的评注，收在中华书局1994年9月出版的由唐明邦先生主编的《周易评注》中。而关于《易传》的学派属性问题，他曾作《关于的学派属性问题——兼评陈鼓应(易传与道家思想)》(《哲学研究>>1 995年第8期)一文，认同了陈鼓应先生的某些看法与论证，但对少数篇目如象系之学派属性问题依然存疑而不苟同。在易经与自然科学领域，萧汉明先生也提出诸多新见。如他认为，《周髀》与《周易》在内容上有许多相互关联之处，《系辞》所论“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易》取四十有九为大衍之用数，实与《周髀》对此数的注重有关。

第二，关于易图书学的研究。易学发展至有宋一代，出现了易图书学派，易图大体可分为河洛图、先后天图、太极图与卦变图四类，而争议最大的当属河图洛书，由这种争议而产生了诸多假说和论证，从而

出现了易图书之学。关于河图洛书到底何所指的问题，古来一直争论不休，在诸种可能性中，萧汉明先生所主张的是宋代邵雍、朱熹、蔡元定等人的说法，即以十数图为河图，以九数图为洛书。在论证过程中他尤其批评了清人毛奇龄、胡滑等人的观点，不过其目的只是耍表明宋儒之见不能被轻易否定，并“无意排斥其他类型河图洛书的?a href="" ="">种植孪牖蛲坡?rdquo;。由此，萧汉明先生提出了“河图的多样性”、“河图价值取向的多样性”问题，提出了以河图的祥瑞性、可效法性与神圣性三种价值取向作为判定识别河图的基本标准。

关于河图与易的关系问题，萧先生的论证思路是：十数图在先秦就已存在，十数图就是五行生成数方位图，五行生成数方位图就是《易》的天地之数图，天地之数图就是河图，所以河图是指十数图。

萧汉明先生认为，河图五行图式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行程中曾经起过重大的推动作用，而这与中国古代图象语言的高度发达与河图五行图式之成为一种思维形式是分不开的。图象语言可以弥补文字语言之不足;而某种思维形式一旦被确定下来，人们便把它当作一种获得知识的来源而不必与经验发生关联。萧先生指出：“思维形式从属于思维方式。当人们论说中国古代的思维方式以整体思维，或日系统思维、综合型思维为基本特征时，必须同时对服务于这种思维方式的各种思维形式给予广泛的注意，而不是停留在由这种思维方式所得到的某些观点和结论上。因为这些思维形式有的源头相当远古，在应用领域中往往表现出双重性。以河图为例，当它停留在思维框架阶段时，它只是人们依靠它的神圣性直接获取某种结论的根据和手段;只有当这一思维框架具有了某种思维形式的作用时周易与中医的关系论文，它才对古典的综合型思维产生影响并成为其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前者促进了中国数术学的繁荣，而后者则推动了中国古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最显著的成就表现在中医基础理论的形成。从思维形式的意义上说，河图只不过是综合型思维方式的一种形式。”尽管这里的“思维框架”与“思维形式”的分别没作明确界定，尽管对于图象语言与河图思维形式的意义揭示非常简略，但非常具有启发性，这有利于我们具体深入到中国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与方法论，而不是停留于表面的泛泛之见。

第二三，关于易学家与易学史的研究。在这方面，萧汉明先生主要论及了朱熹、京房、虞翻、周敦颐、朱震等人的易学思想和汉代易学特征。萧先生对于朱熹易学思想的看法，主要体现在其《周易本义导读》(齐鲁书社2003年)之《导读》一文中。关于朱熹的易学观，不得不提及其“易本卜筮之说”。此说本意在推原《周易》之本义，恢复《周易》的本来面貌，而非否定《周易》的经典地位。此说之前提乃是朱熹对于三圣作《易》之区别与联系的考察。将《周易》成书阶段区别之，才能以历史主义的态度更好地深入淡论各个成书阶段与构成要素之间的联系。萧汉明先生认为，恢复《周易》的本来面貌，有利于准确地理解与把握《周易》的精蕴之义，有利于分辨象数、卦爻辞与《易传》的区别与联系，有利于厘清学习儒家典籍的先后次第。而朱熹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以历史的眼光看待《周易》，既欲摆脱以传释经的传统窠臼，又基本上摆正了对待《周易》象数的态度。朱子《周易本义》原本是经传分编，与朱子观念相合，可后来朱子《本义》经传被混编，当然不合朱子原意。为了尽可能展现朱子原本的面貌，萧汉明先生点校《本义》所取的底本是南宋咸淳年间十二卷本的吴革刊本。他概括朱熹易学观的基本特征是“融《易》之象数与义理为一，立于象数而畅论义理”，并为朱熹的易学象数观理了一个大致的理路，即“太极、河图洛书是画前之《易》，先天图是由画前《易》到卦画形成的自然流程，后天图是文王在卦画既成之后为切人用的创造，而卦变图则是孔子推变阴阳的产物。所以，朱熹主张读《易》要伏羲、文王、孔子各自看，不能混沦不分，同时也要留意其间的互相关联。”而对于朱熹易学中的义理思想，萧先生较为系统地论及了朱子理学中诸核心观念，从中亦足见易学对朱熹思想的巨大影响。

《周易》筮法上的一种重要创制——纳甲噬法，源起于西汉后期的《京氏易传》。萧汉明先生指出，《京氏易传》的成就在于，极富创造性地建构了一系列新的易学条例，丰富了卦气说的理论体系，完善了卦气的静态配置与积算运作的动态推衍程序。在此基础上，《京氏易传》将五行机制输入卦爻之中，以定占断的吉凶之义，从而革新了先秦以卦象与卦爻辞释占的方法，开创了《周易》占筮的新局面。他还对《京氏易传》与后世的纳甲筮法之间的差异及其文化内涵作了比较分析(见萧汉明《论(京氏易传>与后世纳甲筮法的文化内涵》，《周易研究》，2000年第2期)。

对于虞翻易学，萧汉明先牛论述了虞氏月相纳甲说与《周易参同契》的关系，指出虞翻对《参同契》月相纳甲法的采撷与运用，突出的两处创新表现在：其一，“日月县天成八卦象”。虞翻的月相纳甲说，不以阴阳消长取意为主，八卦乃天象自成，非圣人所造，在汉易中可算标新立异之说，对后世有关八卦起源问题之讨论，不失为一种思路。其二，据月相纳甲为八卦取象。萧汉明先生指出，清儒惠栋、张惠言以汉人治学多恪守师说为据，推断虞翻逸象为孟喜所传。今以虞翻据月相纳甲为八卦取象为例，可知虞翻逸象并非完全出自盂氏易。由此可见，虞氏治《易》不仅突破了囿于师说的狭隘门户，亦且破除了经学正宗的时代偏见。他没有把魏伯阳《周易参同契》看作是《易》外别传，这种胸襟后世儒者罕有及之者。

此外，萧汉明先生还论述了朱震易学中“以卦变为纲，统摄象数条例”、“以象数为宗，推本源流”和“原始要终。学至于太极而止”等三条象数易的基本特征，以及周敦颐易学的基本内容与特征及其与北宋中期两次政治改革之关系。

关于易学史，萧汉明先生着重探讨了汉代易学的主要特征。他认为汉易的主要特征有三，一是由阴阳家思想申发而来的卦气，二是以十支、五行配卦爻的功能模型，三是从动态意义上形成的升降说、卦变说与取象条例。并且揭示了以黄老义理尤其是阴阳家思想为主体的汉代早期义理易学，向孟喜之后的象数易学转化的契机与过程(此一内容主要见之于萧先生于2005年11月出席在日本东京大学召开的“易ㄜ术数研究の现段阶”国际学术会议上所作的基调报告《论汉代易学的基本特征》一文)。

第四，医易会通视域下的易学与中医理论。在医易会通视域下作中医理论体系研究是萧汉明先生长期从事的一项学术研究。在这片园地里，他先后出版了《医易会通精义》(人民卫生出版社1991年)与《易学与中国传统医学》(中国书店2003年)两部专著，在《周易研究》、《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等专业刊物上发表了《医(易>会通与文化进化论》、《关于“阳有余，阴不足”之辨》、《张介宾医学哲学简论》、《易学与医学》、《周易的动态理论与中医学》、《(易经)中的医学萌芽》等十余篇专论。关于医易关系，他取医易会通说，并对医易会通史作了分期，他将中医学的学科形态界定为自然哲学而非科学。他重新论证了目前以阴阳五行说作为中医学理论基础加以研究的必要性与具体内容，以及中医学现代化的途径，指出中医学现代化的全部问题应该从中医提出，结论也是从回答这些问题中获得。

二、道教道家思想研究

在道教道家思想的研究领域，萧汉明先生与陈鼓应、许抗生、熊铁基等先生相友善。他在这个领域内的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2001年山上海 文化出版社出版的《研究》和2005年由湖北 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道家与长江文化》。这两部专著集中地体现了他的探索与创新精神。

《周易参同契》是中国文化史上一部奇书。它以《周易》和道家思想为依托，广泛吸取先秦两汉天文历法、 医学、易学、物候学、炼丹术等方面的成就，假借易学象数系统的结构框架，建构成以炼丹术为主体、天文历法为前提的天地人三才合一的庞大而又复杂的思想体系，涵蕴着融通儒家、道家、阴阳家于一体的人文精神。朱熹曾说此书“词韵皆古，奥雅难通”，再加上它宽广的知识涵盖面和精深的内蕴，使得它成为了一部晦涩难通而又吸引人心的奇书。萧汉明先生对汉代天 文学、易学、中医学以及五行结构的静态配贯和动态运作等专门领域都作过专深的研究，正是冈为自身具有这种知识结构方面的储备，才使得他尽可能地使一切“接近解决边缘”的问题得到确解，并对以往研究者尚未问津而又不可回避的问题进行了全方位的探索。作者自述此书的研究历时达十年之久。在诸多艰深的问题上，如《周易参同契》其人其书、其天文学观念对理解内外丹的价值、利用易卦象、孟京卦气说以及五行数等建构天文历法、炼丹模型以及其外丹术的化学实验与反应过程等问题上，都得出了合理的研究结论。萧汉明先生还对《周易参同契》作了校释，对它的篇章结构作了重新整理与编排，以恢复此书在两晋时期流传的基本面貌。正是这样，萧先生的《(周易参同契)研究》被认为是第一部全面系统深入研究《周易参同契》的专著。

萧汉明先生的道家思想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他对老子庄子思想的研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是对老子“道德论”宇宙论与庄子“性命论”自然 哲学思想的研究。对于老子道德论的宇宙论，萧汉明先生不但分别考察了“道”与“德”各自的具体内涵，而且具体分析了道向德的嬗变问题。他认为，老子之“道”，是宇宙的潜在状态，是对宇宙源头的构想，它具有无限性、连绵性与网状性。萧汉明先生认为，此“道”不应该看做是某种绝对化的观念性实体，而毫无疑义它具有物质的属性，老子描述道时一会儿“有物”，一会儿“无物”，这种表述方式只是针对可被直接感知的物而言，并非针对物质。这在一定程度上比较好地解决了“道”的性质及其唯物唯心问题。关于“德”，萧汉明先生认为它是宇宙的实现形态，是对现象世界的观察与思考。而万物负阴抱阳，弱者道之用，反者道之用等等即通过观察与思考现象世界而得出的见解。道需要向德嬗变才能产生天地万物，可是两者之间嬗变的动因问题，老子却只字未提，这是由老子对道的静止本性规定造成的。这个问题在《鹞冠子》中得到一定程度的弥补。此外，老子对德这一层面万物 发展变化的动因“势”作了揭示，但对于万物何以会呈现千差万别，却没有给出回答，这给庄子的自然哲学提供了生长点，并在庄子的自然哲学中得到弥补和充分发展。

关于庄子哲学思想体系，萧汉明先生认为它是从全面接受老子道德论而形成的，它“以性命说为理论基石，以观物论、人性论、 社会论为视阈，以道性二重观为方法论，最后以适性、因顺、无为的逍遥境界为人生的追逐目标，并为此设计了一套合理的社会机制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保障。”把庄子的性命说视作庄子全部学术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石和思想主干，并且作出合情合理的论证，应该是萧汉明先生研究庄学乃至整个道家之学最为创新之处。

此外，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关于庄子思想发展的线索以及《庄子》篇目的作者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萧汉明先生的基本立场是，《庄子》全书含有庄子本人思想发展的线索，其间允许庄子思想前后有不一致之处，这是体现其思想发展之处。具体而言，萧先生主张庄子思想有一个由儒人道的过程，所以不妨视《庄子》全书诸篇为庄子本人思想发展的体现。关于庄子由儒人道早有学者如钟泰等作了揭示，但萧先生进一步以“养生论”为主题揭示了庄子思想由儒人道过程中养生思想的转折变化与发展，某些篇目可以对应某一阶段的思想状况。《庄子》篇目的作者问题是极难考证的，很多学者从事于此，但大都主观性见解为多，因而收效甚微。对此，萧汉明先生注重思想家的思想发展线索这一方法，很有启发意义。

除了老庄思想，他还对黄老思潮、玄学思潮、重玄思潮，对长江流域的道家或持有或评论了道家思想的思想家如嵇康、杨泉、陶潜、范缜、诗人李白、陆希声、罗隐、王荆公、苏辙、朱熹、吴澄、王夫之、魏源等人的思想作了系统阐述。其研究成果结集于《道家与长江文化》这本专著中。

三、中国古代自然科学、诸子学及中国哲学缘起之研究

除了对中国古代自然哲学的研究，萧汉明先生亦对某些具体而专门的古代自然科学有研究，当然，这些自然科学在某种程度上有的也仍然是自然哲学。比如，在《王船山贫乏的天文知识及其追求实证的时代倾向》(《船山学刊》1995年第1期)、《(太一生水)的宇宙论与学派属性》(《学术月刊》2001年第12期)以及对于《周易参同契》的研究中都涉及了对古代天文学或宇宙论的研究。在《“周公与商高对话篇”、“荣方与陈子对话篇”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