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于《中医药文化》2014年第4期第卷总第53期P27--30
试述道家与中医学的渊源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传统医学的重要源头。古代民众防病治病的实践从一开始就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理念的指导。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是儒释道，儒释道三家与中医均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而其中的道家与中医的渊源尤为紧密。儒家主要是从道德观念的层面给予中医以影响；佛家传入中国是在两汉时代，此后，其“以法疗病”的理念及医疗技术才逐渐融入中医；道家修炼的目的是与道合真，羽化而登仙，对身体的珍视无以复加，因此极为重视养生，把养生和修道、得道视为一体，如道家经典《妙真经》写道：“养生者慎勿失道，为道者慎勿失身。”因此，道家与以防病治病为宗旨的中医最为贴近，不仅其理念从一开始就成为中医的指导思想，其养生保健的不少技术和法则也转化为中医重要的防病治病的治法治则，此外，从道家名士中产生了中医发展史上的不少大家。本文对此试加阐述。
一、中医的主要理念源于道家
中医受《易经》的影响最为深刻。众所周知，《易经》是百经之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总源头。张其成先生说：“在先秦典籍中，只有《周易》为儒、道两家所共尊——儒家尊之为‘六经之首，道家尊之为‘三玄之一’。”〔1.1〕儒家和道家均把《易经》奉为最高经典，进行各自的阐释。《易传》作为《易经》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儒家所阐发，它主要是从伦理道德的层面来对《易经》进行诠释；而《易经》中与中医有关的理念却是由道家大力发扬的，如阴阳五行理论，道家将其进一步细化、系统化了。道家经典《道德经》中的不少观念源自于《易经》。《易经》与《道德经》中的重要理念均成为中医的指导理念。阅读中医经典《黄帝内经》，就可知这并非虚言。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1.道家的“阴阳五行”说成为中医的核心理念
《庄子。天下篇》曰：“《易》以道阴阳。”整部《易经》都被解读为阴阳两字。《易经》里虽然没有说到五行，但按张其成先生的看法，《易经》里所说的四象八卦就是五行〔1.53〕。
阴阳五行学说成为中医的核心理念之一。有关阴阳，《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五行学说用于阐述阴阳理论有关生命内部的制约和支持关系，具体有三句话：“五行即阴阳之质，阴阳即五行之气，气非质不立，质非气不行。行也者，所以行阴阳之气也。”（张介宾《类经图翼》·《五行通论》）中医应用阴阳五行学说来解释身体的生理功能，说明机体病理变化，用于疾病的诊断和治疗。中医的思维模式“取象比类”、中医的治则治法等都离不开阴阳五行学说的指导，这是中医学界的通识，这里不再赘述。
2.道家的“自然无为”是中医倡导的“恬淡虚无”的先声
《道德经》讲“道”，“道可道，非常道。”道尽管无限大并包容一切，但却是不能把握、不可言传之物。无为而无不为，是道的一种常态，“道常无为而无不为。”道是“自然无为”的，因此可以无不为，可以开创一切，可以产生奇迹。韩非《解老篇》从《道德经》“自然无为”的观念解读出“少欲”的理念，并指出“少欲”可助身体健康：“民少欲则血气治而举动理，……夫内无痤疽瘅痔之害。”
《内经》沿袭了《道德经》中有关“自然无为”的哲理及“少欲”的观点，认为通过“治神”，使精神意识保持“恬憺虚无”的状态，是防病治病的重要途径之一。如《素问·上古天真论》曰：“恬憺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与此类似的表述，还有《灵枢·上膈篇》中的“恬憺无为，乃能行气。”就是说，按照“恬憺守静、内敛不争”来进行自我的修炼，是能收到培育真气、预防疾病的效果的。
3.道家的“人法自然”推演出中医的“顺应天时”
《道德经》认为，天地自然，是道之化生和体现，因此人们必须顺应、敬畏天地自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就是说人必须效法天地自然，顺应天地自然的变化。
《道德经》的这一重要哲理在《内经》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内经》要求人们必须根据天地四时的变化，来调整养生保健、防病治病的方法和措施，以获取切实的效果。如《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曰：“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始终也，生死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素问·五常政大论》曰：“化不可待，时不可违。夫经络以通，血气以从，复其不足。”
4.道家的“冲气以为和”是中医“以平为期”的基础之一
“平和”是《易经》和《道德经》所重视和强调的哲理之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从道的存在到万物的产生，其间有一个过程，即道产生阴阳，阴和阳碰撞交合后产生平和之气，从中才产生万物。可见平和之气之重要，万物从本质上来说，是应具备平和的性质的。
《内经》特别重视平和，认为它是健康之体的表征，是防病治病所要达到的目的。在理念上它应当是源自《道德经》“冲气以为和”的（当然也受到儒家“中庸”，“中和”之类观念的影响）。《内经》反复提及的“实则泻之，虚则补之。”就是中医防病治病的总的治则治法，其实质就是在动态中达到平和。《内经》还多次强调“以平为期”。如《素问·三部九候论》中有：“无问其病，以平为期。”又如《素问·至真要大论》中有：“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
5.道家的“治未乱”推导出中医的“治未病”
《道德经》中有“治未乱”的哲理，如“见小曰明。”“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还有“其脆易泮，其微易散。”指出，力量脆弱之时，容易消解；问题细微之时，容易化解。
“治未乱”这一哲理体现在《内经》中，就是“治未病”的观念。如，“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理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椎，不亦晚乎？”又如，“上工救其萌芽，必先见三部九候之气，尽调不败而救之，故曰上工。下工救其已成，救其已败。”再如，“是故上工之取气，乃救其萌芽；下工守其已成，因败其形。”都强调了“治未病”的重要性，并比较了“治未病”与“治已病”之完全不同的结果。
6.道家的“上善若水”是中医“德全不危”的来源之一
道家经典《道德经》对“德”进行了详尽的论述，认为“德”是“道”的品质，而“道”是自然本真的源泉，因此可以说是“天”的代称。引而伸之，“德”就是天的秉性。《道德经》第八章曰：“上善若水。”六十二章曰：“道者，万物之奥，善人之宝。”认为，具有善心便是有德。
《内经》在论述如何方能取得养生效果时，不但强调必须顺应天时，也十分重视道德水平的提升，如《素问·上古天真论》曰：“所以年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者，以其德全不危也。”这主要是受儒家理念“仁”的熏陶，具体表现为“以德养身”等。但道家在这方面的影响力也不容忽视。著名医家孙思邈本身是个道士，他说：“道德日全，不祈善而有福，不求寿而自延。德行不正，纵服玉液金丹未能长寿。”他还对医家提出“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的宗旨，大力弘扬医德，写出了中国医学史上光炳千秋的篇章《大医精诚》。
二、中医的一些重要治则治法来自于道家
于智敏先生等根据治则的抽象程度将中医治则分为3个层次：为治病求本，以平为期，调整阴阳〔2〕。这些治则均与道家有密切的关系。中医并不忽视肉体、物质层面，但更重视本源。《道德经》曰：“大象无形。”所谓大象，就是最重要之象，它是无形状的，是弥漫于宇宙间的道以及由道衍生的无形之气。“无形之大象”是世间万物（有形之象）的本源。从本源入手，方能探明一切，解决根本问题。“大象”的观念对中医的影响极为深远。中医“治病求本”的“本”就是“无形之大象”——道、气在人体内的存在即“脏腑”、“经络”、“精气神”等。这些结构只知其存在于人体内并确实在发挥着功能，但并不知其呈何种形态。在中医人体结构中，“无形之象”支配“有形之象”，《灵枢·天年》曰：“神气皆去，形骸独居而终矣。”中医的要务，就是对人体之本的异常状态作出诊断，再以特有的疗法使之恢复正常即“阴平阳秘”的状态，从本源上来解决防病治病的问题。因此，可以说，中医的“治病求本”是立足于道家“大象无形”的理念之上的。〔3〕〔4〕以平为期，是中医治疗的目的，不仅体内的小环境要做到平和，还要与体外的大环境取得平和。而如前文所述，以平为期的理论源头之一就是道家的“冲气以为和”。调整阴阳，是达到以平为期的重要手段，阴阳即阴阳两气，使阴阳两气保持均衡，是中医疗法的最重要指导原则。而阴阳是道家的基础理论，这是众所周知的。
中医的一些重要的治疗方法来自于道家，比如导引，中国最古老的导引养生著作《引书》就是受老庄养生观念指导的。《内经》屡次提及导引，如《灵枢·病传》曰：“余受九针于夫子，而私览于诸方，或有导引行气，乔摩、灸、熨、刺、焫、饮药，之一者可独守耶，将尽行之乎？”此段文字将导引排在七种治病法之首，可见对其重视之程度。
祝由疗法在当代往往被人们视为封建迷信而遭到唾弃。但在中国古代，它却是一个重要的治病方法，在唐代至明代的太医署里专门设有祝由科。其疗效是不容置疑的。在《内经》里有几处提及祝由法。简而言之，祝由就是诅咒,即念咒〔5〕。祝由分自我祝由及他人祝由两类。其治疗原理与精神疗法有相通之处，但不尽然，还有更深刻的底蕴在。祝由法源自于道家的“符祝禳祷”之法。
对经络的详解以及对针灸方法的介绍，是《内经》的主要内容之一，而经络的发现是与道家的内观法紧密相关的。李时珍的一句名言道出了这一事实：“内景隧道，惟反观者照察之。”中国古代医家，通过道家内观、內练的修炼，才体悟到经络这一人体“无形之大象”的存在，从而才有了刺激经络以调整全身功能的针灸疗法。道家也是重视针灸疗法的，道家重要经典《太平经》曰：“灸刺者，所以调安三百六十脉，通阴阳之气而除害者也。”
三、中医发展史上的一些名家本身就是道士或精通道家文化者
传统道家文化与中医的深厚渊源，也表现在中医发展史上的一些著名医家均得道家文化精髓这一点上。
东晋著名医家葛洪同时也是当时的道教领袖，他著有《抱朴子》《肘后备急方》等医书。当代科学家屠呦呦因青蒿素的研究而获国际医学大奖拉斯克奖就是得益于葛洪医著《肘后备急方》中的记载：“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以及同书的记载“以＜凉＞水二升渍”之启发，采用青蒿素治疟，并以低温提取法（乙醚冷浸法）制取青蒿素，解决了高温炼制而导致药效丧失之难题。
南朝陶弘景是史上著名的医药学家，著有《神农本草经》、《养性延命录》等影响颇为深远的医著。他同时又是一名道士，在外丹炼制和内丹的修炼方面都具有很高的造诣。
唐代孙思邈是一代名医，堪称大医，其医著《千金要方》及《千金翼方》的影响极为深远，被誉为我国古代的医学百科全书，起到了上承汉魏，下接宋元的历史作用。他的精湛医术、高尚医德，至今为人们所称道。孙思邈同时又是一名道士，他又名孙真人。他之所以成为一代名医，与他道士的身份不能不说没有关系。
唐代王冰，以注《黄帝内经·素问》而闻名，对辨证论治理论也有所创新。他少时笃好易老即道家之学，讲求摄生，号启玄子，又作启元子。
金元四大家中的朱丹溪、刘河间与道家颇有渊源。朱丹溪以提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而有名。他年轻时进道观当过几年道士。老道士患病，他外出寻医，在这过程中自己也学医，边修道边学医，最后成为一代宗师。刘河间又名刘守真，守真是道家的术语，可见他受道家影响之深。
明末名医张景岳著有《景岳全书》，他纠朱丹溪之“阳有余阴不足”之偏，力主温补，创立“阳非有余，真阴不足”的学说。张景岳医学思想体系的发展与宋明理学思想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理学就是道家和儒家的结合。
张锡纯是清末民初的中医名家，是当时中医界的泰斗级人物，被称为“中国近代医学第一人”，其医著《医学衷中参西录》时至今日在中医界仍颇具影响力。浏览张氏的医著，可知他十分看重道家，除了把道家的养生方法融于自己的医疗实践中外，对道家的主要经典《丹经》也推崇备至周易五行与中医学，他在“医学宜参看《丹经》论”一文中，把《丹经》与医家的最重要典籍《黄帝内经》相提并论，认为两者是相通的，可相互参照。他说：“《内经》与《丹经》皆始于黄帝。然《内经》为世俗共用之书，故其书显传于后世。《丹经》为修士独善之书，故其书秘传有专家，所谓教外别传也。其后分门别派，或书籍留贻，或口诀授受，著述虽纷不一致，而当其内视功深之候，约皆能洞见脏腑，朗若掣电；深究性命，妙能悟真。故其论说皆能与《内经》相发明。”〔6.44〕《丹经》是介绍内丹修炼的典籍，数量浩瀚，主要有《道德经》、《阴符经》、《周易参同契》、《悟真篇》、《金丹大要》等等。这些实际上就是道家的重要经典。张锡纯推崇《丹经》，必然对这些典籍熟稔或有涉猎，可见他对道家了解程度之深广。
总之，中医发展史上的名家大都受到道家文化的熏陶，而他们之所以在事业上能做出成绩，是与他们深得道家文化之精髓有关。比如张锡纯，作为清末民初医界“中西医汇通”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提出“衷中参西”医学观周易五行与中医学，他说：“中医治病恒探究病之由来，是治病之本也；西医治病务治其局部，是治病之标也。若遇急危之证及难治之证，正不妨以西药治其标，以中药治其本，则见效必速。”［6.VIII］即，“衷中参西”就是以中医为本，西医只作为参考、补充；中医是治本的，而西医只是治标的。张锡纯这一观念的形成，源于多方面，其中重要的一方面，不能不说是深受其所持道家內练思想的影响的。通过把握道家的內练法，他才认识到人体的“本”之所在，才洞察到中医长于西医的深层次的缘由。
综上所述，道家与中医的渊源是极为深厚的。在讨论中医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时，必须看到道家地位的重要性，这样，才不致于数典忘祖，才能真正从发生学的角度清醒地认识中医，才能为中医在新时代的振兴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
